美国参议院延长太阳能与乙醇补贴

不料教科书事件导致主要执政党严重不满，人们预计他的常秘位子肯定不保。

美国革命家潘恩说过，一国的宪法不是政府的决议，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。对这方面的道理，潘恩也讲得很透彻。

无论如何，如果连违宪得不到纠正，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我们公权力机构违宪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存在，这是国家领导人都承认的事实，但问题是，宪法被违反了又怎么样呢？确实，出现违宪的情况也不一定亡国亡党，但在我国违宪得不到纠正的危害是多方面的，其中包括：全国人民的根本意志和执政党的重大主张不能落实或受到扭曲，甚至被特定机构、个人的意志、主张所取代。法权不是一个法规范性文件中的用语，而是一个指称权利和权力的统一体的法学范畴。我国的法学受本质主义影响特别深，而按照这种主义，国外这类界定宪法概念的方式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，因而我国宪法学者往往不愿认同。鉴于这种情况，后又有学者用政治力量为关键词取代阶级，大体将宪法界定为集中反映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国家根本法。

在一国的全部行为准则中，宪法是最高的行为准则，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，西方根本法观念传入日本，日本学者参照中国古代文献的提法将根本法译为宪法。在人事任免方面，人大常委会本来依照宪法组织法对一府两院人员只能零敲碎打，但在实践中却是经常批量通过。

为了保证如此庞大数量代表吃到丰富可口的食品而安排的食品特供，是可以想象的靡费不少。全国人大每次会议审议事项涉及立法、预算、人事任免以及两院、政府事务，会期短、事项繁复，很多代表并不具备审议的能力和素质。围绕两会产生的不正常开支是来自地方的达官贵人为公为私，搭乘两会的便车之礼，支付的巨额送礼、请吃、公关宣传费用以及为其服务的三大班子（维稳、宣传、秘书）费用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由全国人大通过，而《国家赔偿法》、《行政复议法》、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行政强制法》等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。

另一方面，会议的形式也易使代表没有发言审议的机会。全国人大主要有主席团会议、全体大会、代表团会议、小组会议几种形式。

但检视其内容，有相当比例的提案都侵犯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空间，更有部分雷人提案令人不禁捧腹喷饭。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《婚姻法》和《民族区域自治法》进行了修改，已明显超出了常委会的应有权限。其中书记通常既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，又是省人大会议代表团团长，形成特殊的话语垄断权。偶尔有个别代表特立独行，表达了不同声音，但此种声音也可能代表团团长领导的简报工作小组给过滤掉。

同样性质的法律却由不同的主体通过，例如《合同法》、《物权法》由全国人大通过，而《侵权责任法》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。但现实中这一修改界限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屡屡冲撞。在代表越来越行政化、荣誉化、利益化的情形下，代表们基于种种考量，越来越丧失勇气在自己领导面前去表达真知灼见，这也是人大会议越开越和谐，越开越沉闷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敏感的时刻自然会牵动敏感的神经，每年两会召开时刻自然也是信访案件高发时刻，一年一度的拉锯拔河在此刻异常激烈。

1986年由常委会对两法所进行的修改补充条文分别占36%和44%，1995年对两法的再次修改条文分别占30%和42%。代表力孱弱当下奉行的下级人大选举上级人大代表的方式， 导致层级越髙的人大，离选民越远，代表性也越孱弱。

但春花春景并不全然带来美丽与愉悦,有时却须得:春心莫共花争发,一寸期许一寸愁。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由全国人大通过，而《个人所得税法》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。

正所谓;试上超然台上看,半壕春水一城花。代表发言的平台主要是代表团会议、小组会议。举例而言，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了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后，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过三次修改。每次会议的主要基调都定位于成功、胜利、圆满，而宪法组织所定位的决定、监督等其实已悄然退居其次。会议形式僵化民主即开会，全国人大功能的实现主要仰赖于会议形式开展。据有人统计，全国人大近三千名代表中来自真正基层的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。

很多官员甚至垄断多个层级人大的代表席位。宪法、组织法、立法法本来有全国人大与常委会不同的职权划分功能定位，但在实践中却早已是欲剪还乱。

五不三要（常委会领导人关于人大定位的解读）更使得她四顾茫然，彷徨无计。举例说，一个省会所在市的书记、市长既是市代表、又是省代表还是全国人大代表。

在有序政治发展的思路统领下,国人享有的政治参与空间委实逼仄,于是对三月里的春天故事有了太多的浪漫主义憧憬。今年两会尚未召开之时，临近北京的河北省省委公开提出，为了防止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，派出一万多人的工作组深入基层，以消除不利两会的隐患。

在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，全国人大有着决定人民最重要权利、福祉的权力，但人民却对产生、去留、履职毫无实质影响权，人大代表的官僚化、贵族化、明星化，也使全国人大代表与人民的关联度渐行渐远，此种状况既违背民主的要义，又削弱了代表的公信力。在法律修改方面，按照宪法的规定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只能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，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。全国人大自身的身段臃肿造成行动不便，而宪法解释、违宪审查制度的沉睡不醒，使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地盘被蚕食。行政主导全国人大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干部大会、老板大会。

一年一度的三月，俨然已成中国政治的春天，二会召开是这个春天中最耀眼的花。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两会 。

会议的程序基本上由主席团会议所主导，而主席团会议程序则由常务主席会议所决定。每年全国人大开会之际，全国人大代表都要大晒自己的提案或建议案，涉及之广几至乱花渐欲迷人眼地步。

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除了几千名人大代表及工作人员的食宿、通行费用外，还有正常的交通管制、社会维稳、兼职代表停工损失、食品特供等费用。对《婚姻法》的修改范围则更广，该法原有37个条文，共计修改了39个条文，占原有条文的106%。

由于代表团组成的行政化、地域化趋向，导致代表团内发言一般按照规定动作进行，罕见自选动作。功能萎缩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的宪政定位，但权力能力不等于行为能力。媒体每逢其时,也卯足了力气,使出浑身解数来满足国人的想象.但一次一次大幕褪去,国人只是抱憾而归,惆怅难已。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例，国家共设立28个部委，全国人大决定的部长、主任共有28人，但在五年中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任免19人次，涉及的部委共有15个，超过了大会所决定数量的一半以上。

人大代表的产生也充满浓烈的行政主导味道，行政安排、行政操控的痕迹尤为明显，难能有真正自由、开放的提名、选举过程。在法律制定方面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诸多本应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。

全体大会一般是听取一府两院等工作报告，表决重大事项，代表并无发言表达意愿的机会。海峡对岸曾走过了虚国大，实立法会的政治旅途，在兹念兹，不仅让人心有戚戚。

其中尤为典型是一级地方党政主官通常担任三级人大组织代表，成为民间戏称的特命全权代表。这两种会议形式通常按行政区域划分来组成，只有解放军代表团是按功能界别组成，针对上述现象有学者戏称是地方各省市，到北京找场子异地开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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